笔直的温州大道两旁错落着各种厂房，这里曾经是温州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川流不息的货车将刚出厂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港口，销往海外。然而如今，有些厂房只剩下灰洞洞的窗户，往日的机器轰鸣已然不再。温州文达文具有限公司的门口却放着两块黑板，招聘有经验的短期临时工。文达的总经理黄联鑫解释说：“厂里来了笔单子，缺人手，就招一批临时工。他们也是别家工厂的熟练工，只不过有些厂子最近生意不好，没什么活做，这批空闲下来的熟练工正好可以过来。”劳动力的迁移及供求状况，可以反映一个行业的发展状况。中国最大的民营制鞋企业奥康集团新闻发言人周威说：“去年温州鞋业招工相对紧张，今年就容易很多。但对于一个行业来讲，招工好招并不是好事。”他解释说，因为总的劳动力和工厂需求基本不会有太大变化，之所以招工好招，是因为有一部分劳动力空余下来，而这就说明有些企业倒闭了。招工，仅仅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冰山一角。

“现在很多企业都处在倒闭的边缘。温州的打火机企业从2000多家剩到现在的100多家，制笔行业也好不到哪去，估计要死掉一半左右。”黄联鑫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生存境况。而与长三角并称中国经济发展双翼的珠三角，情况似乎更糟，企业倒闭、外商撤离已经屡见不鲜。对于身处世界制造工厂——中国的中小企业来说，2008年无疑是个寒冷的冬天。

因原材料价格猛涨而一路高企的PPI已经压得企业喘不过气，今年5月份的PPI增速为8.2%，创三年来新高。新劳动法的实施和通货膨胀的抬头，迫使企业也不得不提高薪资水平。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令几乎所有人都惊愕，次贷危机的痉挛还没有停歇，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已经抬头，而以原油为代表的资源价格已经上涨到令人咂舌的创纪录水平，各国当局的经济对策都有些捉襟见肘，许多人开始担心是否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滞胀”会回潮。中国的经理人对于经济发展的前景也首次以“堪忧”来形容。在本刊六月与杜克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中，有64.9%的被访CFO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表示不容乐观。

然而在这一时点，中国政府恰恰密集出台了旨在促进制造业转型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取消之前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政策倾斜，还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推动产业发展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政府的初衷显然是好意，然而，在如此险峻的市场环境下，政府的一纸行政命令极有可能变成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之所以在过去十年壮大成为世界工厂，凭借的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和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这样的倾斜显然也造就了一系列的扭曲，集中体现在高能耗、污染问题突出以及高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仍然在飞速发展。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此前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因为它基于上述一系列扭曲的要素之上。长期以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以流动的农民工为主体的非熟练工人的薪资水平并没有像GDP的增幅那样快速增长。如果企业仍然把盈利寄托在不切实际的低工资上，或者因为低工资导致大量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恶性竞争，议价能力薄弱，那么现在出现的产业内部调整不仅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亟需的。同样，土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基于对农民土地资产的掠夺之上，政府政策的更张因此也是亟需的政策调整。

然而，现实是，短期内恶劣的市场环境加上叵变的政策导向，使中小企业生存困局凸显，制造业市场上“饿殍遍野”的惨状令人无奈，却也是企业主必须直面的。企业面临的选择是：能转型则转，不能转则挺，挺不下去的只能关。所有企业都希望能撑过这一关，然而情况并不是十分乐观。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及产业升级是必然趋势，只是现在正处于阵痛期，不景气的宏观环境和政府一刀切的政策让众多中小企业来不及做出反应便纷纷被历史的洪流吞没。而能够在挑战中坚持下来的企业，则可能成为下一轮景气循环的强者。而企业的CFO们在面临转型时期企业资金链绷紧等状况时，应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开源节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三座大山

“幸福的人总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然而，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所有的企业都面临着相同的“不幸”——成本上涨、出口退税、美元贬值已经成为压迫中小企业发展的三座大山，甚至直接威胁其生存。而这其中，各种成本的上涨，又是压缩企业利润的主要杀手，最令企业头疼。

首先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去年是对铜相关的企业影响较大，今年则是对以铁为原料的企业影响大。今年5月份，全国普通大型钢材价格上涨27.2%，普通中型钢材上涨43.5%，普通小型钢材上涨29.8%。而各个行业自身的原材料价格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比如电子行业所需原料PC板，涨幅在20%到30%之间，深圳一家采购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上涨达到10%到15%，而制笔行业所需的一种树脂，原来一吨1.8万元，现在要卖到2.8万元，涨幅逾50%。原材料的普遍上涨让身处产业中间环节的制造型企业鲜有议价能力，而对于终端消费市场而言，中小企业又几乎无法抬高价格，否则就将面临没有订单的危险。中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利润无从保证。

人力成本是另一项企业主无法逃脱的梦魇。长三角的行情是，工人工资原来800元一个月，现在要涨到1300元到1600元不等。而珠三角的人力成本涨幅在15%到25%之间，工人月纯收入在1300元到1500元之间，而且包吃包住。对于工人工资大幅上涨，企业主的解释是，底层的工资市场对CPI上扬更加敏感。“以前工人在食堂吃一顿饭一块钱就能吃得很好，有菜有馒头；现在三、四块钱也吃不到什么。必须给工人提工资，要不他们没办法生活。”文达的黄联鑫说。

相比于长三角，珠三角受人力资源方面的折磨更甚，因为不仅要担负工人工资上涨，还要面临民工荒等问题。据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反映，原先招工在工厂门口就可以，现在却没那么肯定。“现在公司希望招募那些短期（三四个月）工人，因此很难招到年轻女工，招到的更多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她们与年轻女工相比，学习比较慢，而手工也不够灵巧，”东莞一位不愿具姓名的电器行业的财务主管告诉本刊，“新劳动法的实施也为企业带来不少烦恼，因为员工对新劳动法一知半解，存在冲突。”公司的做法是请律师和劳动局的人一起做员工的工作，详细告诉大家有什么保障。而即使是在用工规范、工资上涨这样的情况下，东莞有些行业仍然很难招到工人，因为制造业的工作相对来说要辛苦些，同样的工资水平下，工人更愿意到服务行业工作。面对这种情况，东莞的一些企业开始采用外包的方式招工，通过劳动力派遣公司招募临时工，当然工人质量并不一定能保证。然而困难只是刚刚开始，还远没有结束，深圳市劳动局的一位官员说：“目前政府统计，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只有12%，远远低于海外水平，因此今后劳动力成本还可能大幅增加。”

与各种成本的急剧上涨相对应的是国家政策大力支持高附加值的产业，而逐渐不再倾斜于这种劳动密集型、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甚至出台政策加以限制，因此原来靠政策优势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面对的是更加严峻的环境。就拿出口退税来说，黄联鑫说：“我们的出口退税从之前的13%下降到现在8%，利润空间一下就被压缩了。”而上述不愿具姓名的财务主管也说，此前东莞地区的开发区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包税制和收费上的优惠条件，但在新所得税法实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政策正在向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方向转变。对于珠三角地区一些“三来一补”企业来说，土地产权不明则给他们造成了诸多问题。上述不愿具名的财务主管透露，其公司是1992年外资第一批在东莞设厂的，当时厂区不够，向镇政府购买了土地，这就牵涉到土地的产权问题。而当时土地产权转让政策并不明晰，工厂因此也无法得到明确的产权证。在平时这样的问题对企业影响并不大，地方政府也认可土地的产权归属。但一旦涉及到企业关门或者希望以土地置换或者抵押的方式获得资金的时候，没有产权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当然也有办法将产权验明正身，问题在于，企业可能需要支付土地升值部分30%-60%的税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地方政府仍然是土地升值的最大收益者。

腾笼换鸟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东海岸建立了各种经济特区，内地劳工大量涌入沿海，珠三角的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工厂。然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侧重点，世界工厂也最终要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移动。现在政府在积极地出台一系列政策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中国昔日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了。广东政府的“腾笼换鸟”政策，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东莞创宝得电器制品有限公司的CFO何一鸣先生说：“当地政府对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态度有很大转变，原先吸引企业的政策现在都已经废除，他们希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最好关掉或者迁走，希望吸引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企业进驻。”

2006年9月，国家有关部委连续两次发文，增加“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项目至804项，对于某些零部件也采取了进出口保证金制度，让许多中小企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而据东莞鼎方鞋业有限公司的陈小姐回忆，政府在去年下半年就出台政策，鼓励“三来一补”企业转型为独立法人，后来鼓励就变成了强制转型。

从“三来一补”企业转型为三资企业，对于企业来说本身应该是有利的，因为从“三来一补”转为“三资”，意味着企业可以开拓国内市场、开展一般贸易。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对于一些出口型的企业（所谓“三来一补”中的来料加工型企业）来说，税务和海关在物料监督方面的力度加大。上述电器企业的财务主管称，比如海关此前一年也就到厂里检查一次，而最近半年因为工厂要转型，海关人员就来了五六次，工厂几乎是疲于应对。鼎方鞋业的陈小姐也反映工厂在转型后，政府之前承诺的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没跟上，因此转型前后企业的状况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善。

“三来一补”的转型困难重重还在于其涉及到省市级政府与乡镇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纠葛。省市级政府希望地区进行整体的产业升级，因此出台政策鼓励转型，而乡镇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税收既得利益者，转型将使其受到很大损失。因为来料加工企业主要缴纳的是加工费，地方政府是受益者，而企业一旦转变为外资企业，按照正常的流程缴纳税费，地方政府的收入就明显减少了。这也使得“三来一补”企业的转型一波三折。

对于“腾笼换鸟”政策的另外一个担心则在于，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产业转型，是否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产业空心化”。产业转型、产业升级本身没有问题，是大势所趋，然而寄希望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达到“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效果，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珠三角地区来说却过于急功近利。毕竟，珠三角曾经的繁荣是靠加工贸易类的企业，而且经过数年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带，如果政策一刀切地逼迫这些企业迁走或者倒闭，而高科技的产业又没有及时进驻，则很容易造成地区产业的空心化。

中国当年成为世界工厂，正是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这两个优势，然而如今这两个成本优势都在随着市场的发展与政策的变化而消失。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当口，或者用企业主的话说：“洗牌时期”。

惨淡经营

面对着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小企业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所有的成本都在上涨，然而订单的价格却涨不上去，上涨一点就接不到订单，我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为零了，也就将就着维持给工人发工资，”黄联鑫说，“因为很多小企业打价格战，靠偷工减料把价格压得很低，造成整个行业的价格都上不去。其实长期来说这些企业是在自掘坟墓，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的，就看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了。”说起企业的发展前景，黄联鑫认为现在是市场的低谷期，等到一批企业死掉，幸存下来的企业就可以扩大生产，而且到时市场会更加规范，相对来说更容易生存。“但是不能停工，停工以后工人就走了，等有单子过来招不到人，厂子就彻底死掉了，而且这些熟练工本身就是企业的财富，所以一定要撑过去，”黄联鑫补充道，“现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先休养一阵，减缓生产，等市场好的时候再谋求发展。”对此，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表示乐观，他说温州有6000亿的民间资本，经过上世纪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抗风险能力。

然而温州地区有如此雄厚的民间资产终究是个例，大多数地区的企业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抵御寒冬，只能苦苦挣扎，甚至倒闭。很多中小企业现在没钱也要开工，企业上下游之间互相赊欠，企业手上拿着一把白条是见怪不怪的事情。而有的企业则选择寻找民间信贷。有个说法是：“在浙江，温州就是银行”。然而这种地下融资渠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得起的。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温州，一些担保公司贷款利息高得吓人，比如1万元钱的贷款，少的一天还15元钱，一年下来就是将近60%的利息，而高的一天可达30元。没有哪个行业可以达到如此高的利润。黄联鑫也说，去找民间信贷的企业，基本就分两种：一种是企业真的快倒闭了，一点钱都借不到；还有一种是借钱就没准备还的，等借到后就一走了之。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是因暂时资金链断裂而去借高利贷的。借高利贷，用温州民间的话讲，就是“渴了喝咸水”。

与长三角民营企业的倒闭或者停工相对的是珠三角外商的“逃离”。很多以加工出口为主的企业，海外订单越来越少，再加上成本上涨、外汇无法及时结算等问题，很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有些老板扛不下去了，索性就选择一走了之。而企业的倒闭一旦形成规模，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鼎方鞋业的陈小姐说，当地鞋厂的倒闭直接影响到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很多供应商随之纷纷倒闭。有的台湾老板看无利可图就回台湾了。而这些企业主的土地都是租赁的，因此相对于倒闭所需要的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和高昂的费用来说，直接“出逃”显然是最经济的。

应对之道

面对成本上涨、经济环境恶化、利润空间被挤压，中小企业欲搏得一席生存之地，无非有两条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

很多企业都选择通过自动化降低成本，以期在微薄的利润中再榨出一点盈利空间。黄联鑫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去上海买了两台最新的设备，通过自动化减少人员方面的开支。“比如一个车间原来需要70个人，现在需要20多个人就够了，基本上一台机器5年下来就可以收回成本了，”黄联鑫解释道，“现在利润空间很小，而且销售价格基本不会再上涨了，走自动化的道路还可以争取一部分盈利空间。”对于资金力量薄弱的中小企业来说，走自动化之路是最安全也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这个市场低谷期，很多中小企业都希望通过减缓生产进行平和过渡，以最保险的方式应对挑战。

一些比较大的企业，资金比较雄厚，则可以在稳定传统经营的同时，向新兴的领域扩展，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浙江天圣集团有限公司本是一家以纺织为主的企业，其董事长在2006年就看到纺织生产状况虽基本稳定，但利润率已经很低，于是率团到意大利考察，发现当地很多毛纺厂都因人力成本过高而倒闭，而当时国内做毛纺的企业还很少，于是就从意大利引进设备转向毛纺生产。现在，毛纺厂已经成为该企业最突出的盈利点之一。同时在温州，这类多领域投资、将资金转向利润率高的行业的做法也比较被认可。据周德文介绍，温州的华西西服已经投资锌矿，乔顿服饰则看准了石化加工市场。

随着沿海地区政策形势的转变以及人力成本的升高，很多企业也在考虑内迁或者外迁到东南亚地区。珠三角地区的一位老板就去南京、越南考察过，但仍然割舍不下这边的人员、机器和厂房，而且在海关税务方面上述地区也没有更多的优惠政策。迁移工厂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比如当地产业链状况、物流状况等都未必尽如人意，毕竟一个地区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集群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行政命令可以左右的。一些将厂房搬迁到越南的企业主也表示，搬到越南只是权宜之计，无论从语言环境还是经济状况来看，还是国内更具优势。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行产业升级是市场的发展方向，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但是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企业正在探索如何有效转型。深圳欣旺达电子有限公司的CFO孙威说，进行产业升级包括很多方面，比如选择长期的客户，针对本产业的情况提高人员素质，实行机械化操作，寻找产品的高亮点。他说：“之前那种招几个工人建一个厂房就开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良特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也是这方面的实践者。该公司在三年前就开始酝酿转型，从电脑周边配件这类附加值低、竞争激烈的产品发展到汽车、手机、卫星天线等精密器械，然而这样的转型至今未完全成功，因为成本压力很大。

该公司CFO胖燕萍女士认为，单纯的产业升级或者提高产品附加值是不够的，中国的制造业要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就要促进劳动力的成熟，增加劳动力对企业的归属感，而不仅是停留在打工者的季节性迁徙上。“现在有许多员工对培训没有太多清晰的认识，认为目前培训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没什么用，此外，做事的严谨态度也有欠缺，”胖燕萍说，“企业员工应该和企业一同发展。”良特电子现在有500多名员工，其中做研发的就占到200多名。企业对员工的发展很关心，员工的宿舍都是套房，主管1-2人一间，员工4人一间，还配有夫妻房，企业鼓励优秀的员工把家属接过来。“住在厂里好，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处理。”胖燕萍说。这与孙威的想法不谋而合，产业升级不仅是重视研发，同时也要激励员工与企业一同成长，塑造企业文化，这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转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制造业在2008年走到了一个瓶颈区，在成本上涨、汇率金融市场均不乐观、政策挤压等因素的多重压力下，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大批企业已经不堪重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阵亡，而剩下的企业要么苦苦支撑，要么立足自身产业尽可能地寻找产业转型升级之道，然而在现有环境下，依旧困难重重。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企业必须通过自身转变探寻生存发展之道，只是也希望政府在这个关口可以为中小企业的转型保驾护航，使其不至于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还未来得及转型成功便胎死腹中，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