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涉嫌大额偷税案的曝光除引发道德思考，也暴露出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税法改进的相形滞后。

按照目前披露的数字，宗庆后涉嫌偷税收入包括自1996至2005年从达能境外公司获得的服务费842万美元、同期获得的达能海外两家子公司奖励股权累计分红1505万美元，以及达能回购上述两公司股权的4000多万元的行权收入，总计7100万美元。宗庆后在税务部门启动调查后，于去年10月补交了两亿多元税款。据知情的律师说，其中一半是滞纳金。所有收入皆由海外公司提供且汇入宗庆后和其亲友的账户，如果不是知情人举报，税务当局根本无从知晓。

德勤一名负责税务的合伙人评论说，替宗庆后作出这样税务筹划，整个架构明显是“体外循环”，目的就是为了绕过中国的辖区。这一做法“违反了税法中一般反避税原则”，即判定是否有目的逃税，必须实质重于形式，判定交易是否具有真实的商业联系。“这点在企业所得税法中明确写明，宗庆后案让我们需重新思考个税避税问题。”他说。

税法在过去十年的变化，也让案件的实际处理变得更为棘手。其一是有关偷税漏税的追征期限，税法规定期限为三到五年，即如果没有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即使发生了偷税的事实，五年之后也将免于追缴。如果严格执法，就会产生1995至2002年间（案发五年前）宗庆后涉嫌偷税收入是否已经过了追征期限的问题。第二是有关单位“代扣代缴”义务的，在1999年的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单位有代扣代缴的义务，如果个人发生偷税，单位必须代以支付。而在1999年之后征管法的修改重新界定了这一义务，把义务的责任人明确规定到了纳税人本身。这一变动又引出了达能在宗庆后1995至1999年境外收入所负有的“代扣代缴”的义务的问题。

其实宗庆后在税务筹划上面临的问题并不罕见。雷曼国际会计事务所高级经理柏利（Borys Priadko）说：“我倒是希望自己有这样的税务问题，只要有良好的税务筹划，完全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