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洲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话语权也越来越为亚洲商业人士所重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商界的话语权仍然为欧美人士或机构所控制，亚洲商业精英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提出自己鲜明的观点。

山德兰·纳伊尔（Chandran Nair）认为现在是亚洲人提出自己的观点让全世界聆听的时候了。为此，他在2005年成立了面向未来的全球机构（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简称GIFT），从亚洲人的观点出发，关注商业在社会、公司治理、道德规范和领导力培养等方面应起到的作用。纳伊尔曾担任全球咨询公司“环境资源管理”的亚太区主席，现在他还是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访问学者、威尔士亲王商业领袖论坛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顾问。

面向未来的全球机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它说到底是一个传播理念和行动的平台。我们并非是关注点单一的机构，我认为我们能够反映我们身处的这个丰富而又变化多端的世界。我们探寻各种理念，但是不止于此，除了思考和探讨之外，我们更要付诸行动。

我的目标是创建一个针对下一代亚洲商业领袖的智识论坛。在GIFT，我们有一个年轻领袖计划，其中的一项目标就是向年轻的亚洲商界领袖提供一种有别于主流的教育。MBA的教育的确很好，也颇能创造价值，但不幸的是它带来了自大的习气。我认为许多MBA的课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承认需要突破课堂里教授技能的框架。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这些课程在与亚洲的接触过程中形成新的思想体系，站在亚洲从所谓“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崛起的事实上去思考。

与许多非政府组织（NGO）所喜欢的企业社会责任不同，我们鼓励企业回归一些基本原则，比如遵守法律、不侵害公共利益、停止滥用转移定价等灰色领域，最终完全透明。

难道没有类似的智库么？

想要找到一个有类似针对性的亚洲本土智库同时又能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并不多。你见过哪个亚洲智库能对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说“我们不需要你告诉我们谁是自由的”，而且能够被国际媒体认真报道？

创建GIFT的时候，我已经在职业生涯上达到了顶峰，也有许多NGO提供过绝好的工作机会。但是所有的机会都需要我搬到美国或者欧洲去。当时我就想，真是遗憾，这么多优秀的亚洲人需要离开他们的故乡，有些人就此淹没在大的跨国机构中。实际上亚洲和世界都需要优秀的人才对亚洲事务发表见解——亚洲人的观点——不过不要把这与提倡什么亚洲价值混淆了，两者是不同的。

集体失语恰恰是我们（亚洲人）现状的写照。我们不去发表强烈的观点，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到？

我也不确信自己能够胜任，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的确是激动人心的旅程，应该充满乐趣。我认为我的态度、观点被一些事件所影响。我父母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从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邦移居马来西亚。20岁那年，我去英国念书。我学的是生化工程，毕业后在伦敦一家工业和核反应堆配套的超级纯净水系统的研发公司里工作。

但我希望能做更多有益的事。于是我加入了一家NGO，去非洲南部的农村建设供水系统。这让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世界过去是、现在也还是那么的复杂和不公平。我们为一个沿着土路要走两个小时才能抵达的村庄安装自来水。当我们把水管铺设好之后，一位老太太一定要给我们钱作为答谢。她说，能够打开龙头就用到自来水是她一辈子最奇妙的事情。当时南非黑人正在进行反种族隔离斗争，这对我的冲击很大。因为在吉隆坡，印度裔、华裔和马来人都能和睦相处。这让我觉得很愤怒，不过这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最终我离开了，因为看到那么多援助被贪污让我对非洲、对NGO、对援助机构都失去了信心。

你清楚地觉得商人应在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商业机构在介入市民社会诸多问题时总是那么的小心翼翼。全球60%的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之间，因此说它们对政治决策没有影响是骗人的。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之前，全球商界鸦雀无声，让人觉得窒息。然而在侵略发生三个月后，全球经济论坛在2003年6月召开了主题为“共享未来的远景”的全球和解高峰会，地点在约旦死海，全球最大的公司代表都前去参加。

为什么他们不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做些什么呢？如组织一个“让我们不要摧毁伊拉克”的会议。在我看来，国际商界和媒体应该有能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可是现在仍没有人为此负责。这让我们如何去看待国际法律体系以及人民、政府对它的尊敬？我认为这开启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至于亚洲的领袖，我认为他们并没有随着亚洲在全球影响力的增长，采取相应的姿态或者战略。怎么才能让代表全球近一半人口的中国和印度对美国和英国说“你们必须停止（入侵伊拉克）”，并提出他们的方案呢？他们如果这么做一定能够得到来自亚洲以及中东地区强大的支持，因为伊拉克战争在许多国家看来是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的回潮。许多亚洲国家都对此痛恨，但是他们却并不言明。

伊拉克的惨剧让西方从自认为优越的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出发的观点受到质疑。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西方的确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不过这场打着向中东输送自由的战争的确侵蚀了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府的可信度。它同时摧毁的还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民主应该并存的概念，以及必要的制衡能带来更先进民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