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个人再看好百度的商业模式，在百度8月5日于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股价飚升354％和高达2400多倍的市盈率面前，也会惊得瞠目结舌。百度股票在首个交易日的“神奇”表现，不免令人想起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的狂躁。

如果是泡沫，早晚要破裂。那么百度的上市是否预示着国内互联网投资泡沫再现呢？好消息是，大多数分析人士并不这么看。“不能说是泡沫，但投资者对百度的估价确实偏高。”原美国投资银行 Piper Jaffray 中国区独立咨询师熊育竹指出。高盛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为百度上市的联席配售承销商，而 Piper Jaffray 为此次上市的联席经办人。

如此说来，百度股价过火的表现是投资者的问题，而非百度的过错。境外投资者为何如此看好百度呢？专事互联网行业研究的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伟庆指出，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在推高百度的股价：一个是Google引发的搜索引擎概念。百度的业务模式与Google相同，主要通过向企业提供“竞价排名”业务——企业在百度注册产品的关键字，当潜在客户通过搜索引擎寻找相应产品信息时，企业的网址将出现在搜索结果的页面上，而在页面上的排名次序通过竞拍决定，报价越高则网址排名越前，因此更容易吸引客户的注意。

另一个则是中国概念。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8％以上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眼光，自不用说。中国网民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近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国内上网用户总数达到了1.03亿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8.4%。我国网民人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CNNIC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国内有三分之二的网民经常使用搜索引擎。

虽然，投资者对概念的炒作造就了百度上市后股价高企，分析师仍然认为现阶段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整体上还是健康的。已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在上市前就已经盈利，盈利模式也很清晰。“大家都还是在扎扎实实地做事，和2001年前的泡沫时代有根本的不同，当时那些互联网公司什么都没有，就看谁说得好听。”熊育竹说。艾瑞的杨伟庆也认为由于Google的示范效应，百度上市后股票的火爆表现是个特例，并不是每家互联网企业都能指望这样的幸事。熊现在任职于一家从事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投资的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WI Harper。他告诫其他中国互联网公司目前要调整好心态，继续认认真真地做企业，不要被百度上市后股票的火爆表现所迷惑。

然而，即使是百度，仅凭概念的支撑，也很难维持高企的股价，下调在所难免。上市两周以后，百度的股价滑入了80美元以内，比首日下跌了35％。

萨奥法案的推出，对在美上市的公司而言，意味着更为严格的监管环境和更为高昂的上市成本。许多原先希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纷纷假道他国。日前从美国传来消息，一些美国公司也舍近求远，开始打到加拿大上市的心思。目前已有一些美国公司利用名为收益证券（Income Securities）的工具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TSX）挂牌交易。

收益证券是一种混合型工具，它集股票和债券于一身，向持有者支付利息和红利。希望利用这一工具上市的公司首先要在加拿大设立控股公司，以收入基金的名义发行证券，支付红利和利息。除了上市募集本身的好处之外，公司还可以扣除利息成本来减少税负。

尽管这种工具在美国尚不大为人所知，但它在加拿大已得到普遍认可。“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去年的115起首次公开发行中，有超过20%的公司采用收益证券发行。”杰弗里·辛格（Jeffrey Singer）说。他是加拿大司特曼律师事务所（Stikeman Elliott LLP）的合伙人。

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5家美国公司采用发行收益证券的方式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市值1.35亿美元的医疗设备集团（Medical Facilities Corp）就是其中的一家，它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南达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马州。2004年3月，它在多伦多采用发行收益证券的方式上市。“交易为企业的所有人提供丰厚的回报，同时使投资者得到收入及良好的增长，”该公司的CFO迈克·索特（Ｍichael Salter）说。至于选择加拿大市场的原因，索特说，“因为我们认为以公司的规模，在那里会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下属风险交易所（TSX Venture Exchange）的高级副总裁科文·柯万（Kevan Cowan）指出，一些美国公司对在加拿大市场通过传统发行股票方式上市也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过去两三个月里我接到的咨询电话比之前一年加起来都多。”柯万说。他认为这种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加拿大对小公司有更为宽松的监管环境。比如，在多伦多风险交易所，公司高管不必就内部控制正式签字。“在多伦多，我们的监管政策类似于萨奥法案的要求，但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我们适当取消了一些要求。”柯万说。

随着上个月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人民币小幅浮动成为现实，汇率风险管理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央行此后推出一系列举措，力挺外汇远期交易，意图很明显：希望企业和银行在这个汇率小幅浮动的“预备期”内逐渐习惯外汇风险，开发和利用金融工具，以便在人民币全面浮动之后，应对自如。

8月9日、10日，央行接连公布外汇远期交易的新政策，突破了此前企业进行人民币远期结售汇必须有真实贸易凭据的规定，放开全部经常项目交易。新政策还进一步扩大了结售汇业务的范围，增加了境外借款、境外直接投资等6项资本与金融项目交易。此外，可开办远期结售汇业务的银行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原有的7家国有银行，规定凡具有即期结售汇业务和衍生品交易业务资格的银行备案后即可从事该项业务。

在过去固定汇率制下，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意识薄弱。尽管国内银行自1997年起即开始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但国家外汇管理局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与即期结售汇业务相比，远期业务的成交量一直不大。随着浮动汇率制的实行，企业的风险敞口增加。该官员表示，“企业自身有了规避风险的需要，而政策出台也体现了我国汇率改革推进过程中配套措施的逐步健全。”

“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后，从国外采购材料的企业成本和价格受到影响，新政策为这些企业提供了避险工具。”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金建隆说。中集集团进出口业务量巨大，在运用避险工具规避外汇风险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化不明朗，集团旗下各公司根据自身的业务额度，运用结售汇工具实现人民币远期保值。

据金建隆指出，现行的有管制小幅浮动的人民币汇率体系仍然是政策风险大于市场风险，在市场仍然看涨人民币的氛围中，“汇率（今后）调整会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还不清楚，人民币未来走势很难判断。”此外，对外汇远期工具，企业既可以用于保值，也可以用来投机，“度”的掌握很重要。

从银行方面来看，放开了远期外汇业务的准入门槛，向客户提供远期外汇交易服务作为银行的一项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间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契机。携资本和经验优势的外资银行已经为放开外汇远期市场业务作好了准备。“我们看好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发展，”荷兰银行中国区财务总监支昀晔说，“荷兰银行在全球有规范的远期交易业务操作，可以在中国市场有选择地应用全球模板。”

不过，新规定提出允许银行根据自身业务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对客户自行报出远期结售汇的价格，这对国内银行现有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提出挑战。一些业内人士也对这一政策推出的时机提出了质疑。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马宏伟指出，远期市场价格的确定是根据利率抛补平价确定的，而我国目前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远期交易价格没有充分的市场形成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必须具备风险对冲机制，才能化解积聚的风险。”

在这一业务领域，外资银行的经验优势再次显现无疑。荷兰银行的支昀晔说，“我们的优势在于拥有国际网络，能够更容易找到交易对家，从而化解风险，还可以通过自身较高的信誉评级和更完善的风险测算，报出比国内银行更有竞争力的价格。”

浮动汇率制甫实行不久，企业和银行在面临外汇市场风险时都尚须经历一个实践和适应的过程。企业有待强化风险意识，更灵活地根据自身情况利用现有避险工具。正如马所指出的，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不止一种，关键要靠实践去掌握要领。

大卫·特迪（David Tweedie）自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际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AS）委员会主席，任职期内有成功亦有争议，如今他的五年任期将满。今年恰逢欧洲国家准备基于IAS原则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大卫指出，欧洲委员会、许多公司和CFO们对涉及公允价值和对冲会计法的有关条款提出了意见。六月中旬，特迪在他的东亚之行中落脚香港，对话 CFO Asia 的总编李安达（Tom Leander）。

在美国关于IAS和GAAP两种会计准则融通的讨论进展如何？

其实早在四年前安然和世通的会计丑闻之前，这个讨论就已经展开了。丑闻的爆发使讨论更加深入。丑闻本身是一种欺诈，无关会计准则，但对于美国的国会议员和监管人员而言，美国会计体系并非滴水不漏这一事实令他们惊愕不已。如今他们对于不同于已的方法表现得更加宽容。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博采众长，然后并而用之呢？”

在美国，对IAS框架下的诸多原则会不会有抵触？

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丑闻对审计行业的冲击如此剧烈，以至于现在人们对条款的措词和含义细究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有些人阅读条款甚至比我们制定的人还细致。但条款并不能预见所有的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公允价值的措词。例如，你投资于某种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而这家保险公司又投资于一堆美国股票。这样，你所拥有的这家保险公司的债权就基于它所持有的美国股票。我们的条款中规定，如果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实质上可以相互抵消的话，就必须以市场价入帐。这个规定会使得损益表情况大为不同。我们往往得到这样的回应，“‘实质上’是什么意思？”对此我的回答是：就是实质上。

换言之，会计师仍然需要作出判断——判断不能在审计过程中被排除。假如我是审计师，注意到了某些情况并发生怀疑，我会打个电话，并将它记录下来。即使事后发现这个电话是自己错误的判断，那也只好承认，很有可能我会因此而被解雇；但如果这确实是一个疏忽，而我就是那个纠正的人，那我无疑打了一场漂亮仗。

我经常说审计业终会建立起应有的行业准则。我很希望促成CFO和审计师精诚合作，抛开旧有的固化模式，找出自己的方法。如果你真这么做了，那么A公司和B公司看起来会有些不一样。当然，坦率地说，我并不在乎。你得到的方法基本上大同小异。

中国对于IAS框架下的准则接受度如何？

当你和财政部的官员交流的时候，他们表示明白中国要另搞一套并不见得是明智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和他们的交流与我们和美国所作的交流很相似。我们对官员们说：把你认为你们占优势的地方指给我们看，如果能说服我们，我们就会修正自己的
准则和你们的相融合。当然，在中国这个过程还涉及一些特殊问题。人们问，“政府刚告诉我们价值是什么，你们又要求提供公允价值，我们能做什么？”对此我们需要考虑对策。另外，一般而言，价格由市场套利者决定，而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你会发现同一只股票在上海和在香港的价格有30%的差别。对此，我们需要找到答案。

您还将继续担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吗？

不一定。这工作相当艰苦，虽然也不乏乐趣。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把事情推进到了目前的地步，我将很乐于看到它有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