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样外商投资的地方小火电企业就像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对影响成本的因素最敏感，任何市场波动都可能给我们的经营带来不小的振动。”中外合资唐山赛德热电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丁芳感叹道。她所说的影响成本的因素就是煤炭价格。2003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价格一路急剧飙升，两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即使有外资背景的电力企业也只能苦苦支撑。
十年前，电力行业却是吸引外资的香饽饽。唐山赛德热电有限公司（即唐山西郊热电厂一期工程项目）就是90年代中期国内电力行业相当成功的一个融资案例，它是我国第一个国产发电机组以国际项目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的项目。早在1989年，唐山市计委投资公司就开始筹建这家公司，但因缺乏资金来源，到1994年项目仍进展缓慢。1996年,美国赛德能源（Sithe
Energy）的子公司赛德中国控股有限公司（Sithe China）以其国际信誉担保成功地为唐山项目获得境外融资1.284亿美元，最终解决了该项目的资金来源问题。“中国电力行业当时能吸引到外资进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比如保证外商的固定回报、保证能够还本付息的电价及其他一些优惠条件。”丁芳说。
丁芳所说的这个“国家政策”就是被称为87水电财字101号文的《水利电力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物价局关于多种电价实施办法的通知》。当时中国大面积缺电，政府为了缓解电力紧缺局面，鼓励多方兴建电厂，但企业从国内银行贷款异常困难，101号文就是为了吸引海外投资并提升投资者信心。
感受到政策吸引力的外商当然不止赛德能源一家。1995年，美国能源巨头 PSEG
Global 和亚洲基建基金组建了专门投资中国及其他亚洲市场的电力公司CEA，后更名为美亚电力（Meiya Power）。“当时有很多外资电力公司开始在中国市场寻找投资机会，中国对外开放时间不长，外商投资非常受欢迎。”美亚电力财务经理、美亚旗下美亚金桥能源有限公司CFO张云源说。提供亚洲电力投资咨询服务的BR咨询公司总裁
Bill Ruccius 说，当时外资电力公司都签署了叫做PPA的协议，这个协议主要包括一个计算电价的公式，通过长期合同来约定电价和售电量。“如果没有这个协议，外资公司可能不会投资中国市场。”他说。
那个时期追逐中国政策利好而来的还有美国AES公司、联合能源公司（Alliant
Energy）等。前者通过合作方式在焦作与重庆建起了电厂，后者通过全资子公司太平洋顶峰（Peak Pacific）开拓中国电力市场。美亚电力目前在中国大陆投资运营的电厂有12家，分布在甘肃、云南、广西、四川、湖北、江苏和上海等地。
煤炭价格近几年的飞快增长是外资没有预料到的。国家依然保持对电力价格的严格控制决定了先前承诺的电力价格无法兑现。成本增长却无法提高电价使得许多电力企业不得不面对亏损。一部分外资选择了撤离。
2004年，唐山赛德因赛德能源的远东子公司赛德亚洲（Sithe Asia）的股权转让成为日本丸红株式会社控股的合资企业；拥有美亚电力20%股份的加拿大电力公司Hydro-Quebech和拥有它50%股份的PSEG
Global分别在去年7月和今年1月宣布撤资；今年7月，联合能源也决定出售太平洋顶峰。所有选择撤资的公司公布的新闻稿几乎是统一口径：全球投资战略的调整。此外，它们无一例外都拒绝多发表评论。
海外中国概念仍然大热，一些外资企业却选择在这个时候低调离开。无论它们公布的理由是什么，外资电力公司在中国的遭遇却不折不扣地显示出市场和政策的风险，尤其是在一部分市场已经完全开放而另外一些还处于国家计划控制之中的时候，盲目依赖政策往往靠不住。在计划和市场的博弈当中，如何调整预期与现实的距离，正确估计政策和市场的风险，无疑是外资需要努力学习的一课。
风云变幻
市场环境的变化永远如风云之变幻，让人捉摸不透，中国这个迅速发展的市场尤其如此。世异时移，已经制定的国家政策可能无法兑现，或者在执行当中被不同程度地打折扣。这些无疑都给企业增加了不少风险。
赛德在1998年就领教到了政策风险。当时，唐山赛德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的电厂建成投产，但是，“电力市场环境已经不同，中国缺电的形势有所缓解，101号文所承诺的电价也不可能兑现了，”丁芳说，“虽然我们的合同电价是唐山市政府基于101号文进行调整后承诺的，但并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电厂投产时，如果依据合同，赛德的电价应接近0.6元，但这是市场根本无法接受的——当时的平均电价只有0.3元多。
最终是唐山市政府买了单。在唐山市政府的帮助下，唐山赛德获得了一个“地方生产地方消化”的折衷方案——赛德发的电通过大网销售只是形式，实际上由唐山市政府帮助“消化”了高于上网电价的一部分电价。
一位不愿具名的外资电力公司CFO也表示，据他所知，在许多外资电厂建成投产后，投资合同的执行都会或多或少地打折扣，因此产生过一些矛盾，甚至发生过法律纠纷。“订立合同的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合同双方对协议条款会有不同的理解。”他说。
相比之下，美国AES公司可算得上是幸运儿——投资合同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按该公司负责焦作万方项目的财务经理李莉的说法，“现在我们就靠这个合同活着了。”
如果不是2003年末以来煤炭价格持续迅速走高，外资电力公司合同得不到执行而导致的种种矛盾也许不会变得如此尖锐突出。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提供的数据，秦皇岛的大同优质混合动力煤（5600大卡以上）2003年中的最高成交价在每吨270元左右，当年底升至300元，2004年底为440元，至2005年中，其最高成交价已达460元一吨。
“燃料成本占我们总成本的比重逐年攀升。去年的煤炭成本较前年上升了百分之七十，今年上半年标煤单价一直在每吨500元以上。”赛德的丁芳说，“我们这样的地方小火电企业，既享受不到合同电煤，也没有固定的坑口矿资源，完全依赖地方小煤矿，加上现金流严重短缺，不得不向中间商赊煤生产，因此，面对煤炭市场的大幅波动，我们承担的市场压力远比有电煤合同的大电厂要大得多，生存也艰难得多。”
“尽管煤炭价格基本上已经在根据市场需求而波动，但电力价格还处在计划经济之下，”张云源说道，“当然，电力价格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不会轻易让电价上涨，因此，这就成为电力企业所面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而对一些外资电力公司来说，令丁芳羡慕不已的电煤合同也并非“尚方宝剑”。一些属于统调电厂的大型外资电力公司虽然享有部分合同煤，但煤炭企业和电厂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因此合同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兑现。
在煤炭成本上涨的大潮中，即使是享受着投资合同所约定电价的AES也并非毫发未损。该公司的李莉说，“煤炭成本上升了不少，目前占到我们总成本的42%。煤价上涨不仅影响到煤质，效率和煤耗也受到不程度的影响。”
据业内人士粗略估计，如果煤电价格联动的话，对于普通的大型电厂来说，煤价每涨10元，电价至少需要上涨0.345分，小型电厂的电价涨幅应更大些，因为其效率较低。
会哭的孩子
电力公司遭受成本与收入两面夹击的情形，让人不由得把它与最近一两年一些投资中国多年的外资电力公司撤离的原因挂起钩来。事实上，外资电力企业因煤炭价格上涨导致亏损而退出中国市场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太平洋顶峰就是被报章广为报道的一例。2005年7月，美国联合能源宣布，董事会已批准出售其在中国的投资——太平洋顶峰。太平洋顶峰此前的公开数据显示，其在中国的总资产接近4亿美元，但据联合能源的新闻稿，截至2005年3月31日，太平洋顶峰的估价仅为1.9亿美元。太平洋顶峰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表示，该公司正处在准备出售资产的过程中，不便置评。
外资电力公司真的普遍亏损且都是因此而退出中国市场的吗？
唐山赛德的丁芳没有正面回答。不过她解释说：“在地方小火电中，我们还是较为优秀的。从变动成本方面看，我们控制得不错，与我们差不多发电能力和规模的企业雇佣600人左右，而我们只有300人。但把所有前期投资算进去，我们就亏损了。”这里的所有前期投资显然包括那些沉没成本。“计委投资公司头几年投入的资金基本上都打了水漂，”她说，“这些钱不可能没有交代，所以都揉在（唐山赛德帐目）里面了。为保证完成还本付息和冬季供暖的任务，我们连年负债经营，累计亏损逐年增加，外商回报更是遥遥无期。”
2002年，华润电力就收购了赛德中国在温州、广东、武汉等地的主要项目，唐山一期因存在一些问题而留下。2004年，唐山赛德成为日本丸红株式会社控股的企业，目前，它也是赛德中国在国内的最后一个电力项目。对于赛德能源出售多家企业的原因，丁芳把它归结为投资方投资意向的改变，而并非煤价的上涨。
赛德的退出听起来像是战略撤退，美亚电力的股东更替则的确是出于战略性考量。2005年1月，美亚电力宣布，PSEG
Global将所持50%股权作价2.2亿美元出售BTU电力公司。在此之前的2004年7月，Hydro-Quebec
以8460万美元的价格将股权让与达弼海外投资公司（Darby）。两家公司退出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投资策略发生转变，它们不仅撤走了在中国的投资，也撤退了其他海外投资。
PSEG Global母公司PSEG Energy Holdings的总裁鲍勃·道尔蒂（Bob
Dougherty）在公布的新闻稿中表示，有选择地出售部分投资，给股东带来最大利益，是他们的战略目标，出售美亚电力所得资金将用于偿还PSEG
Energy的债务。在同一份新闻稿中，BTU集团的 CEO Wael Al-Mazeedi称，“美亚电力有增长潜力、强有力的管理团队和良好的业绩，它将成为BTU实现从亚洲能源需求增长中获利这一战略的平台。”
Hydro-Quebec网站上所公布的公司战略同样显示了出售火力发电资产的原因：“全球有许多发电、送电的商机，但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只有那些充分利用自身专长、在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比对手更有效的公司才能获得成功。我们将专注于高压传送、水力发电等所擅长的领域。”Hydro-Quebec在新闻稿中表示，出售美亚电力后，公司电力生产国际资产将集中在拉丁美洲。
尽管两大股东股权接连易手，美亚的管理层并不认为这是公司运营的问题。美亚电力的CEO谭兆栋去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公司从第一个营运年度起就一直是盈利的。
也有一些外资坚守中国市场，AES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为什么继续留在中国？这是总部的战略，”AES的李莉说道，“我们的CEO曾说，就装机容量而言，中国在全球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如果我们是跨国公司，而且要在这个行业做下去的话，中国是必须占领的市场。”
对于公司业绩，李莉的描述略为含蓄，“我们的业绩还可以，只是没达到预期的回报。”一针见血——与“亏损”相比，“未达预期”也许更能准确地反映这些在华外资电力企业的经营状况。“不过既然要经营下去，我们就希望能依据合同争取更多利益。”李莉又说。
李莉所说就像是捅破一层窗户纸，让人突然发现，在沸沸扬扬的关于“外资电力因亏损退出中国市场”的大声喧哗背后，或许还隐含着另外一种企图和努力——依据合同争取更多利益。中国有句俗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在中国摸爬滚打了近十年的外资电力公司似乎已深谙此道。当然，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争取本来属于应得的利益，也折射出中国亟需改善投资环境。
永不过时
无论新旧股东的更替出于怎样的原因，对于外资电力公司的财务总监们来说，总结过去经验、寻求未来应对举措似乎更为重要。
美亚电力的CFO埃里克·德斯巴贝斯（Eric d'Esparbes）将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归因于通过业务多样化分散风险。“多样化——无论是原材料还是项目地理位置——对于中国这样变化而复杂的市场而言尤其重要。”德斯巴贝斯说，“我们一直通过多样化的资产组合来化解原材料、销售和监管等方面的风险。”美亚电力的项目非常多样化，有网内主力电厂和调峰电厂，包括煤炭、燃气、水力电厂和热电厂。此外，它还力图优化项目的成本结构，充分利用国内的设备与融资。拥有一支出色的管理团队也是美亚电力做得比较成功的经验。“这个团队有在电力行业运作的丰富经验，能深刻理解所处的市场，包括中国市场。”德斯巴贝斯说，“同时，我们总是坚持发展与合作伙伴及客户之间的长期互惠关系。”
鉴于煤炭、运输成本居高不下，一些电力公司也在寻求其他控制成本的途径，如考虑与上游供应商合作、投资煤矿或运输业的可能性等等，这与德斯巴贝斯所说的多样化也是异曲同工。
打定主意坚守中国市场的AES则计划在项目开发方面花更多功夫。李莉说，AES当年刚进入中国市场时项目的开发费、建设费都很高，一个项目的律师费可能就要花几百万。如今AES已在中国运营了有七、八个年头，有了一定的经验，新项目的投资成本能大幅度降低，“我们希望能开发一些低成本的新项目，或收购好的项目。”
而对于中国电力行业期待已久、200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煤电联动政策，外资电力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并没有欢呼雀跃。事实上，他们的看法谨慎甚至略带挑剔。原因不仅仅在于这一政策并未惠及许多外资电力公司。
德斯巴贝斯指出，煤电联动只覆盖了2004年6月以来煤价涨幅的70%，电力企业需要消化其余30%以及在此之前煤价的巨幅上涨。“煤电价格并未完全联动，而且，完全联动是否会或何时发生尚不清楚。”他说。
而且，即使煤电价格完全联动，似乎也非治愈电力行业顽症的灵丹妙药。丁芳就表示，“由于监管部门缺乏长远、统一的规划，煤炭生产、交通运输和电力行业长期各自为政，导致发展失衡。期望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电力行业的问题，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而一直享受着投资合同所约定的电力价格、颇受中外同行羡慕的外资电力企业已开始未雨绸缪。那位不愿具名的CFO和李莉均估计，未来一、两年，中国电力供应将由不再短缺向供过于求过渡。“目前每年新增6000-7000万千瓦发电量，这还不包括未经发改委批准的项目，而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称，我国目前缺电3000万千瓦。”那位CFO说。李莉认为，对AES这样的公司来说，真正的威胁将来自电力供应过剩后政府势必采取的竞价上网政策。她分析说，“假如外资电力公司的合同电价是0.4元，而大型国有电力企业享有合同煤，它的电价是0.3元，外资电力的价格就毫无优势可言。电网公司可能会对外资电力公司说，‘你把电价降下来，我就买你发的电。’因此，对所有发电企业来说，竞价上网将会是对成本控制的真正考验。”
换句话说，在电力紧缺形势下尚可用来缓冲成本压力、守护回报率的合同电价有一天可能也会成为悬于外资电力公司头顶的双刃剑。当电力供应过剩、发电企业需要借助价格优势进行竞争时，外资电力企业可能不得不自动放弃曾经竭力争取和维护的一些东西。
值得庆幸的是，成本控制永不会过时。多样化战略也一样。德斯巴贝斯说，美亚电力在中国运营十年，期间历经数个经济周期，“多样化战略，还有我们与当地合作伙伴及政府的良好关系，使我们有能力应对一切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