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股市像一个大赌场，任凭赌客一掷千金，却总逃不脱庄家通吃的结局。这话在众多中小股民看来，的确颇有些道理。一个很富有的投资者即使倾囊投资某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只能做一个小股东，很难对公司的决策施加影响；而坐拥大量股权的大股东就好像赌场里的庄家，一本万利。究其症结，要追溯到股市之初的奇特安排：每个上市公司都只有代表其股权30％左右的股票在市场上出售，而剩余70％的股票却牢牢掌握在大股东手里，不能上市交易；大股东只需每股1元左右的价钱就可以牢牢把住公司的控制权，而同样的一股股票如果从市场上竞价获得，支付的价格是大股东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虽然付出的成本迥异，股权本身却没有差别，从投票到分红，大股东无不利益均沾……

中国股市乱象丛生，最大的弊端就是上面描述的股权分置所引发的权责不公的问题。6月13日下午，在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集的对公司股权分置方案的表决大会上，一位女性投资者在发言时说连她上小学的女儿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妈妈，”她转述女儿的话说，“出一块钱的怎么能和出十块钱的一样分一块蛋糕？”

背负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这一与生俱来的制度性缺陷，历经15年喧嚣和挣扎之后的中国股市，今年一度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去年下半年以来，鲜有企业获得上市机会，和2001年6月股市达到的最高位2245点相比，股指目前已跌去一半。股市日益表现出病入膏肓的症候，令政府和监管机构终于痛下决心。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

尽管姗姗来迟，但这一举措的必要性勿庸置疑。中外合资的上海海际大和证券责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军表示，股权分置是中国证券市场体制问题的集中反映，政府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算是找到了证券市场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于众多成长中的国内企业的财务负责人而言，股权分置问题的处理令他们对权益融资这一企业本可以利用的重要融资渠道再次萌生一种期望。

症结

中国政府在推出股市之初，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作了这样一种安排：所有股份中，仅1/3左右可以上市交易，即为流通股，其余2/3由国家和法人持有，即“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得流通。

股权分置问题由来已久。然而，为何要股权分置？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创立者们当初担心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对此，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范建军博士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设计者当年这样做是出于保持国家对上市公司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权的考虑。

范的这一看法颇有道理。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最近接受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的采访时也说，股权分置问题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早期政府内部对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认识存在不同意见，对证券市场的功能和定位的认识也不统一，强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在如何运营国有资本的问题上尚未形成成熟的观念。

股市的功能在于通过股票交易和股价的变动，促使资本流入具有良好业绩的企业，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但在范建军看来，股权分置从根本上阻碍了股市发挥这一功能。“股权分置首先迫使投资者为股票发行支付高溢价，使股市带上了明显‘圈钱’的特征；其次，由于股权分置，外部投资者无法对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形成稳定的预期，市场投机盛行；再者，股权分置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国内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加重了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本已十分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他总结说。

任重道远

迄今为止，紫江和另外两家企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均获得股东大会的通过，清华同方不日会将修改后的方案再度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与此同时，又有42家上市公司将作为第二批试点企业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中包括宝钢等大型国企。“开弓没有回头箭。”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如此表达官方此番推行股权分置的决心。然而，在处理股权分置一事上，广大投资者心情似乎更加急切，纷纷要求证监会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加快处理股权分置问题。“一个需要拖上几年才能处理完（股权分置）的方案和不加处置没有多少分别。”范建军指出。

长痛不如短痛，市场呼吁政府更为果断地处置股权分置这一中国股市的积弊。然而，在实现了全流通之后，中国股市是否就能健康发展了呢？“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股市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亚洲宏观经济学家范文仲说。他表示，处理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发展的必经之路，但股权分置解决了，中国股市仍然面临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法律架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尚福林在接受《学习时报》的采访时也说，除了稳妥解决股权分置以外，今后一段时期内证监会还必须努力推进上市公司规范发展、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以及健全和完善市场法制五个方面的工作。尚福林说当前证监会工作的目标是“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寒冰的融化也非顷刻之间就可实现。在现实和目标之间，监管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今年1月纺织品限额取消以来，中国出口飞速增长，引发美欧贸易保护势力抬头，四五月间争端不断。刚刚摆脱配额枷锁的中国纺织品出口业被劈头而来的“特保”程序再次打得晕头转向。6月11日中方与欧盟经过长达10小时的持续磋商后做出让步，以自己限制出口增长换取欧方不再对中方出口刁难，给中国出口商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为在WTO框架内达成共识开创了较好的先例。

亟待调整

贸易纷争让众多纺织品出口商无所适从。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实业有限公司进出口三部副经理张燕介绍，纺织品厂商在欧盟和美国调查中国出口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客户就开始咨询，如果能在6月1日之前将货物运达对方，即使空运也不在乎，而6月1日之后的单子则大多数选择撤单，等待双方协商有了明确结果之后再说。嘉兴埃迪尔丝绸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丝绸的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盟各国。它的财务经理陈培康表示，自争端以来，公司的订单确实有所减少。

国外买家也纷纷抱持观望态度，不敢再全盘从中国进货。他们担心的理由是，磋商一天没有结果，供应就随时可能中断。而对于那些尚未在亚洲地区直接采购的公司而言，争端似乎为它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进退空间。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Inc. 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服装公司，通过一家贸易公司在亚洲采购原料。它的 CFO Laura Weil 表示，向中国进军是相对容易的。“我们幸运于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世界的秩序正在改变。”

世界的秩序确实正在改变。中方与欧盟达成的新协议保证了中国和欧盟之间在2008年之前稳定的贸易环境。“与欧盟达成协议对企业来说是福音，这样目前的订单数量至少能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了。”陈培康说。但潜伏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虽然对10类中国产品的设限幅度高于“特保”所允许的7.5%的增长率，但与上述10类产品今年一季度向欧出口51%-534%的同比增长率相比，新协议允许的最高增长率12.5%给国内纺织品出口商留下的空间并不宽敞。而新的配额分配制甫出台，企业又开始担心市场出现黑市交易的可能性。

对企业而言，阶段性的共识并非意味着一劳永逸。中国目前存在的众多规模中小的纺织品出口厂商，能否在到2008年前这一段不算短的缓冲期内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策略，这才是应对贸易环境变化的根本之道。陈培康介绍说，目前公司95%的产品为外销，对国外市场依赖度太高。至于公司今后的发展策略，他表示，“公司应该努力拓展内销渠道。这也符合国家倡导以内需为本的大方向。”

除此之外，此次贸易争端也体现出企业谈判能力的重要性。中国在此次贸易争端中的表现维护了国内企业的利益。继与欧盟达成协议之后，中国与美国的有关贸易磋商值得期待。美国受国内纺织品厂商敦促，对中国纺织品出口态度强硬，而国内企业能否与政府配合，提高整体的谈判能力，这是企业除实力增强之外在争端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对于中国在自由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阻滞，经济学人信息部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保罗·卡维（ Paul Cavey）表示，“中国需要开放的市场，尤其是现在，因为私人消费还没有十分强大，这导致了投资增速正在放慢。”他补充说，“中国的经济确实被净出口推动，所以如果这个减速了，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速。”一个减速的GDP将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这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并给中国目前仍十分脆弱的银行体系雪上加霜。

币值纷争

贸易争端由于人民币币值问题的争议而更加复杂。美国指责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使中国出口获得了不平等的优势。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提交议案，要求中国在180天内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否则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27.5%的关税。这一议案的表决定于7月27日举行，而美国参议院已以67票对33票的表决结果同意将这一议案列入议事日程。而中国方面表示，它已经认识到人民币币值应该更加灵活，但同时坚持这个调整绝不会迫于外国压力。5月24日，中国外交部拒绝了美方敦促人民币升值10%以上的要求。

现在，分析师们预期中国将扩大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幅度。舆论的普遍意见认为上下扩大的幅度在3-5%。“我们不想说自己有内部消息，”提姆·洛克（Tim Rocks）说，他是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驻香港的地区战略分析师，“但是我们认为币值调整将在第四季度进行。”但也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近年不会调整币值，除非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争端得到解决。

ING驻香港的经济学家提姆·考顿（Tim Condon）则认为浮动幅度将达到10%，但这个幅度还是不及美国所要求的幅度。考顿认为，人民币目前尚不能自由浮动，而且这一现象在10年之内也得不到改变，所以即使有重估，其程度也不足以平复美国国内保护主义者的情绪。但调整至少给自由贸易者充足的理由以使他们认为，中国的大方向是对的，并且中国应该被允许有更多的进退空间，比如为整顿国内出现的房产泡沫留出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