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利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吴伟伦是马来西亚人，他在上海已经工作了15年，但说起话来还是带着一种马来西亚人特有的轻松语气。多年来，他的公司历经两位数的高增长和惨烈的竞争，他也曾竭尽全力掌控公司庞大复杂的业务。但一谈起税务筹划，他的笑容就隐去了，脸上也没了那傲慢的气势。在谈到中国的税务改革时,他说：“三年来，这已成为随时会发生的事。”吴伟伦预计，提议中的税收改革将大大削减企业的利润。但他又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即使税率增加，我们还是不得不呆在中国。”

驻华外资企业的税务筹划部门有着和吴伟伦一样的复杂心态：既感到沮丧，又充满期待，同时也看到了机遇。多年来，中国经济开发区的税收减免令外资企业受益匪浅。外资企业的税务筹划者和吴伟伦一样，知道在自家公司的十年计划中，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知道企业的税务负担将会加重，但他们也知道，势必会有种种方法来缓解税赋增加造成的冲击。2002年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计划将内外资企业的税率“并轨”，形成统一的税收制度。自那以来，CFO们一直都在等待中国政府推行统一税制的那一天。这一天来了吗？

回答是“也许吧”。税制并轨看来终于要到来了。新闻报导援引中国财政部官员的话称，统一的税收制度最终将在2006年实施。这种所谓的“国民待遇”将消除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之间的差别，旨在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这意味着，原先外商投资企业和投资经济特区及其他开放贸易区的企业所获得的免税期和优惠低税率将被取消。但中国政府也有可能允许现有的外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仍享受某种形式的税收减免。此外，预计地方政府将获准提供税收优惠措施，以鼓励国内及外资企业对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和高科技及环保等重要领域投资。经济学人信息部（EIU）称，那些同意雇佣国有企业下岗员工的公司也有可能获得税收优惠。

根据税制并轨计划，企业所得税税率可能在25%至28%之间，上述这些税收减免能让企业税赋比这一区间低多少，尚不可知。吴伟伦和其他一些CFO认为，恰恰由于政府在税收政策是该侧重鼓励吸引外资还是该致力于保护本土企业免受外资竞争这两点上犹豫不决，税收并轨有可能进一步拖延。吴伟伦表示：“要我说，税改短期内不会推行，因为政府希望保持稳定局面。据我了解，政府已经决定推迟税改。”不过他得出结论：如果你准备在中国做生意，不日就会提高的税赋是你要接受的价码之一。“事实上不存在什么风险管理，”他说，“即使政府明天改变税率，我们还是得留在中国。”

最具挑战性

普华永道最近对亚洲各地的90家公司进行调查，同样发现中国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一个问题市场。（有关亚洲各地的税务动态，请参见普华永道编撰的《2005年亚洲地区税制最新动向》。）40%的税务筹划者认为，在税收问题上最具挑战性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无疑排在第一位。印度虽然名列第二，却只有14%的受访者觉得它在税收上问题多多。

说起中国大陆，普华永道大陆及香港区税务主管梅德胜（Rod Houng-Lee）表示：“经济高增长和快速扩张的地区都会对企业造成税务方面的挑战。然而，尽管形势在改变，只要管理得当，还是能把税务控制好。大陆作为制造中心和不断增长的销售市场的优势不会受到税收政策的影响 。”

其中一个挑战是，一些外国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转变看法，不再把中国视为出口品制造中心，而是把它看作有利可图的销售市场，因此必须把产品的国内征税考虑在内。另一个挑战是，合资企业正在减少，原因是中国政府正逐步解除对汽车等行业的外国投资限制。各企业将自由选择最佳途径来安排生产和销售，中国税收政策必将成为税务筹划中需要考虑的一部分。

这些因素是中国非凡经济增长态势的外在表现，它们既提供了机遇又带来了风险。中国正努力制定的税收制度既要为各地政府留出余地，又要提高税收以充实国库，一个持久的挑战由此产生。经济学人信息部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保罗·凯威（Paul Cavey）称，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求政府加大行动力度，实施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计划，这使情况变得愈加复杂。中央政府感受到支出增加带来的压力，于是设法用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的收入来弥补资金短缺，这导致了其他政府层级的收入缺口。

在应对上述问题方面，中国的税收政策显现出反反复复、停停走走的特点，而且非常复杂，令人费解，这使企业的税务筹划者无所适从。一家接受普华永道调查的企业指出：“中国的海关、税收法规和实际操作造成了一种挑战，原因是有不同的诠释。”

那么，梅德胜何以认为税务问题是“可控的”呢？一方面，中国的税收制度并不具有惩戒性。普华永道驻上海的转让定价事务中国区负责人格伦·德苏扎（Glenn Desouza）表示：“中国的税收制度其实很有策略性，它奖励有利于社会的事。例如，引入先进的专利技术被视为有益的，但商标专利并不能免税。说实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税收政策的‘量身定制’方式。”

税收政策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各地税务机关对商业发展和税收法规的执行同样关注。德苏扎说：“中国地方当局执行税收法规时相当实际。比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非常支持商业发展。而现在，西部地区也渴望加入发展商业的大潮。我们认为，蛋糕越大，大家就越能受益。如果地方商务部门积极吸引投资，（税收改革的）影响会缓和。”德苏扎还说：“外国企业觉得在中国开公司很容易，原因是中国的繁文缛节比其他地方要少，尤其是比南亚地区少。中国人想做生意，因而愿意与外国公司合作。”

尽管如此，中国的税法执行还是日趋严格起来。普华永道的梅德胜和经济学人信息部的凯威都表示，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认为外资企业有避税行为，对此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外资企业普遍被怀疑通过把利润转移到海外或夸大亏损来避税。国家税务总局的官员估计，国库每年因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要损失300亿元人民币（合36亿美元）。

梅德胜表示，随着税收的增加，风险也会增加。他说：“就转让定价操作而言，中国远不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做法复杂，但随着外资企业的税率提高，转让定价的运用将更加普遍。”

企业的CFO和税务筹划者将不得不更加谨慎。梅德胜和德苏扎指出，在对公司间交易的证据进行归档和保存时必须更加仔细，这应当成为外资企业内控程序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公司可能会被要求证明，需要征税的盈利性生产活动的“实质”在海外。换句话说，许多公司已在中国设厂，这成为它们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但全面装配可能在其他地方完成。税务筹划者必须保留那些文件，证明在中国的生产对最终利润的产生没有实质性影响。

中国政府甚至提供了一个让企业绕开转让定价审计的机会。外资企业的税务筹划者如果意识到转让定价风险，可以与政府接洽，要求达成预约定价安排（APA）。但梅德胜指出，这一过程也许非常耗时。他建议CFO们进行权衡：若不进行预约定价，可能面临种种风险，并有可能受到审计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进行预约定价安排虽然代价高昂，但能让人放心。

梅德胜说：“进行预约定价安排并不容易。在寻求这样的安排之前，你必须谨慎地权衡利弊。”